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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 空间规划(05.24-05.30)

来源:??????2021/6/4 16:38:27??????点击:
一、全国首批林业碳票在三明签发

5月18日,全国首批林业碳票在三明市将乐县、沙县区签发、转让。

三明林业碳票,是以林木生长量增量为测算基础并依据计量办法换算成的固碳量,并以“票”的形式发给林木所有权人。此次发放的林业碳票共5张,涉及面积508.7公顷,碳减排量29715吨。

首批碳票签发和转让在将乐县常口村、沙县区俞邦村进行:在常口村“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小广场,首批三明林业碳票发放,其中常口村民委员会12723吨、光明镇永吉村民陈金远4415吨、水南镇联兴林业有限企业3879吨、将乐国有林场7005吨。同时,首单三明林业碳票流转——福建通海镍业科技有限企业购买常口村民委员会三明林业碳票2723吨;首批林业碳票收储——福建金森碳汇科技有限企业收储常口村民委员会10000吨、村民陈金远4415吨、水南镇联兴企业3879吨,合计18294吨;首单林业碳票授信贷款——兴业银行三明分行授信福建金森碳汇科技有限企业贷款额度500万元签约。在沙县区俞邦村部,俞邦村民委员会1693吨的三明林业碳票签发并转让给沙县两山生态资源运营管理有限企业。

今年3月23日,习大大总书记在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考察调研时指出,三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探索很有意义,要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敬重群众首创精神,积极稳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创新,探索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力争实现新的突破。

为此,三明市制定出台《三明市林业碳票管理办法(试行)》及首批三明林业碳票项目碳减排量核算报告,全国首创的三明林业碳票应运而生。

作为拿到全国首批林业碳票并完成转让的第一人、将乐县金森源种植家庭林场的陈金远很是高兴:“我以每吨10元的价格把4415吨碳减排量转让出去,拿到44150元。这仅仅是前5年碳减排量的转让费,且不影响生产、经营。‘空气都可卖钱’,真好!”


二、廖红兵:瞄准乡村振兴“第一环” 大力推进“卫星村”建设

编辑:廖红兵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实际上存在一个先近后远、先易后难的方式方法问题。弄清楚这个带规律性的问题,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非常重要。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省乡村振兴局法规处长廖红兵提出乡村振兴“第一环”要大力推进“卫星村”建设。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实际上存在一个先近后远、先易后难的方式方法问题。弄清楚这个带规律性的问题,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非常重要。

对于乡村振兴来说,何谓远近?又何谓难易呢?说穿了,乡村振兴就是建设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匹配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实现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家知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是首先始于城市,然后再由城市向农村渐次推进。城市建设的繁荣和发达,就是国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条件。因此,大家谈论实施乡村振兴的远近和难易,当然就只能是以城市为中心来论。离城市近的乡村,肯定要比离城市远的乡村在获取振兴资源上享有更多的优势和便利条件,在乡村振兴的实施过程中也肯定会表现得相对要来得更快、更容易些。这样一来,紧靠城市规划区、成“圆环状”分布的周边乡村,事实上也就构成了离城市最近、工作推进更快、工作难度相对较小的乡村振兴“第一环”。

在这个“第一环”地带实施乡村振兴,完全可以仿照过去有关“卫星城”建设的经验,着力推出“卫星村”建设这个新概念。所谓“卫星村”建设,就是按照城乡融合发展的总要求,将处于乡村振兴“第一环”的众多乡村定义为“卫星村”,并根据所处中心位置城市的特点和需要,有针对性、高起点对“卫星村”全面进行规划定位和建设,适当分流或分担城市某些功能,形成以中心位置城市为“母星”,以“第一环”地带众多乡村为“卫星”的城乡融合发展现代化新格局。“卫星村”在外观表现形态上依然是乡村风貌,但本质上已经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座城市的建设发展,其空间规模不能没有边界。一些盲目无限扩大的城市建设规模,已经导致了诸多令人头痛的“城市病”,特大城市、超大型城市的“城市病”已经表现得尤为突出。目前,大家国家的一二三四线城市在城建规模拓展上,大多数都已经趋近临界点,有的已经超过了临界点,大家到了该科学界定城市边界的时候了。“卫星村”建设正是基于城市拓展规模需要明确边界的现实,在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紧紧围绕城乡结合部如何实施好乡村振兴而提出来的,可谓是正当其时。推进“卫星村”建设,一方面能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帮助城乡结合部走出“城不象城、乡不象乡”的困境,有效解决其发展定位问题;另一方面又能立足乡村振兴工作的全局,较快创建并推出乡村振兴示范样板,进一步增强乡村振兴的信心,鼓足乡村振兴的干劲,摸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建设规律。

推进“卫星村”建设势在必行。具体来说,应该把握以下八个方面:

大力推进“卫星村”建设,首要的还是规划先行。做好“卫星村”的建设规划,大家一定要明白“卫星村”的建设规划不是一般性的城市建设规划,不是将现有的城市建设规模一般性地扩大到“第一环”的这些乡村。必须跳出大家过去习惯性的城市建设思维,按照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村中城”理念,以“城乡融合体”为发展目标,在保持好“卫星村”的乡村风貌的基础上,紧紧围绕提高和完善“母星”城市的相关功能,有针对性地对“卫星村”进行规划和建设。虽然“卫星村”的规划建设总体上来说仍属于乡村振兴范畴,但在规划建设过程中原来只适用于城区建设的有关政策应延伸覆盖到处于“第一环”的“卫星村”。比如说“城市建设维护费”的安排使用等等。“卫星村”的规划建设总要求,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乡村风貌,城市功能”。

大力推进“卫星村”建设,市县两级党委政府要唱好主角。“卫星村”建设既是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又是城市提质完善的重要举措,是城市政策与乡村政策的交叉覆盖地带。要在政策上破除过去城乡二元绝对分割的藩篱,千方百计为“卫星村”的建设和发展锐意改革进取。这些问题都不是处于“第一环”地带的“卫星村”自身能解决的,需要市县两级党委政府主动担当,主动作为,努力在工作中当先锋、唱主角。

大力推进“卫星村”建设,可优先考虑发挥“卫星村”的城市公园功能。城市现有公园历来都是以乡村风貌体现的,“卫星村”建设本身就具有城市公园的天赋,坚守“乡村风貌、城市功能”的规划定位,“卫星村”自然而然就能成为各具特色的城市公园,可为城市居民的公园休闲游提供批量化、特色化目标选择。如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城市公园建设意识,建设效果无疑会更好。

大力推进“卫星村”建设,可充分考虑发挥“卫星村”的城市“菜篮子”作用。城市居民生活一天也离不开鲜活蔬菜鱼肉的批量供应,尤其是以能就近就地生产供应为宜。过往以来,处于“第一环”地带的乡村多数都充当起了城市“菜篮子”作用。在“卫星村”建设中,这个作用仍不应忽视,而应该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好这个作用。“菜篮子”工程属市长责任,完善和提升“卫星村”的这个作用,有利于发挥好市长的积极性。

大力推进“卫星村”建设,可适当考虑发挥“卫星村”的生态宜居效用。城区居住的环境质量难比乡村,把“卫星村”建设好可吸引分流一部分城市居民,特别是拓展好“卫星村”的相关康养功能,并发挥乡村熟人社会的传统功能,提升社会生活的人情味氛围,驱除城市居民身处陌生社会的烦恼,将有效增强“卫星村”的吸引力,切实提高互惠互利的生态宜居效用。

大力推进“卫星村”建设,可积极考虑发挥“卫星村”的教学研基地潜力。发展依然是城乡的共同话题,城市的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都有拓展教学研基地的需要,而教学研基地就近落地“卫星村”则是上佳选择。教学研基地的“卫星村”布局,既呼应了城市内在的发展需求,又充实了“卫星村”建设的内容,还有利于提升“卫星村”建设的学问和科研品位。

大力推进“卫星村”建设,还应做到内容上各具特色,尽量避免同质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色就是生命,同质难免萧条。有特色才能长久保持市场活力,有活力才意味着振兴。


三、陆铭对话党国英:土地制度改革对中国经济转型关键意义何在?

在“十四五”时期,土地制度改革能否成为下一轮改革的重点?近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土地制度改革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意义”讲座中,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实行院长陆铭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党国英,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大趋势,围绕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理论、关键难点与预期效果和措施等话题,展开深度探讨。

经济转型与土地制度的关联

党国英

经济转型无非是要处理好社会的平等、效率和稳定。当然,有些人也提出还需要可持续发展。我理解,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外部性内部化”,即通过市场交易,为难以定价的资源给出定价,比如碳交易。

这样说来,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可以归结为效率问题。因此,大家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平等程度、什么样的效率、什么样的社会稳定状态才可以让大家满意。

关于土地制度改革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意义,大家需要从四个方面来展开说:一是关于基本理论说明;二是对于历史线索勾画;三是转型难题关联土地制度;四是改革预期效果与改革措施。

首先要先说明一些概念。大家过去经常听到“平等与效率”,其实更确切的说法是“平均与效率”。平等本身包含机会平等,而机会平等本身就是效率问题。因此,更加确切的说法是“平均与效率”。今天,我主要用的概念是“平均”。

另一个概念是分配与再分配。大家讲平均的时候,往往遇到不同层次的状况。比如,一种是没有国家和公共部门的事后调整,仅仅靠市场产生出平均状况;而另一种是有了公共部门事后调整或者是利益再分配的情况,那么平等状况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是分配与再分配。

土地是人类非常重要的资源。土地制度演化能不能说是自动的越来越好、文明水平越来越高、平等分配关系形成自发的均衡?我觉得不是这样。正因如此,大家才来讲改革的必要性。

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平均与否,或者是对平均程度的容忍度会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效率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平等程度不是太敏感。

早期人类曾为一些水资源和土地资源而打得你死我活。后来,随着社会进步,交易的出现解决了需求问题。因此,从历史趋势来看,资源分配提高了平均程度,这个观点与很多做经济学研究的朋友想法不太一样。

整个人类历史是效率提升的过程,是对低平均水平容忍度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社会稳定的要求提高的过程。这个说法在经济学当中有一个共识。有的经济学家讲过,1800年前,人类经济基本没有积累,是一个持续低效率、简单再生产的过程。

在这样的历史发展早期阶段,真正资源平均是做不到的。随着社会发展,我认为人们对资源平均程度的降低更加容忍。就土地资源来讲,大家为了维持经济发展的水平、满足一定的效率要求,同样可以容忍土地实际占用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在封建时期的土地产出效率总体上高于封建欧洲。还有一个判断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效率和平均的状况不能形成内生均衡,外生变量会对新的均衡建立有一定的影响。这里,大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国家干预。国家干预可以提高大家对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容忍度。

大家讲的经济转型是要实现共同富裕战略,大家要有好的、令人满意的平均状况、要有高的效率、要有程度比较高的社会稳定。

改革预期效果与改革举措

党国英

回到中国现实中,我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非常注意:一是恩格尔系数,二是居住形态。

居住形态很能反映大家的生活质量。居住形态可以从多方面刻画,其中一项就是独幢房占全部房屋比例。这项指标,可以当成是居住形态核心衡量要素。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居住形态和发达国家相比形成反向的对称。我国以集合住宅为主,独幢房占比较小,特别是在城市中。而欧美发达国家则完全是反过来。

恩格尔系数与居住形态这两个问题本身就代表着生活质量,并且这两个问题之间有着关联性,同时会影响到其他领域的消费。进一步来说,这两个方面状态会影响到总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如果这两个方面存在问题,那么就会导致抑制的抑制。

从居住形态来看,事实上,中国的土地资源不是居住形态的约束因素。中国的土地资源允许中国也可以拥有欧洲国家的居住形态。有些人说不行,因为中国土地比较少,按照我的数据分析来看,那种怀疑是不必要的。

如果土地不是居住形态的约束因素,那么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在于土地的浪费和利用效率的低下。

给大家先容一下东京的情况:2014~2019年,东京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变化,城市建成区占城市辖区总面积的比重从57.7%到59.2%。这个变化所引起的结果是:独幢住宅比重比原来高,而集合住宅比重比原来低。

很多人都认为,大家的房子都已经盖起来了,再想调整居住形态,难度很大。但大家看到,日本东京老工业城市都可以做存量调整,而且存量调整过程当中明显的一个现象是独立住宅比重提高。就这一点来看,中国再缺地也缺不过东京。

总体来看,影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农业成本高、农业效率低;二是居住形态存在问题,这一问题特别会影响到总需求当中的消费需求。所以,提高大家的消费需求,要降低恩格尔系数刺激消费,也要通过居住形态引起一系列的消费增加。

如果大家有好的改革举措,一定能够解决上述两个问题。

一是扩大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大家土地是公有制,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在这个前提下,土地的使用权能不能交易?土地的使用期限能不能取消?我认为在一定条件之下是可以的。因为这样的变化有利于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另一方面是规划权分级、分层设立,部分规划权下沉到级别更低的地方政府与开发企业。国有土地能不能分级?公用土地能不能进行经济核算?确定公用土地的价格,而且将这个变化与土地财政收支挂钩。大家调研看到许多公共部门对土地占用、浪费。有些村委会都有广场,广场前面有绿地,我自己看到有些村委会广场七八亩地,这种例子太多了。总体来看大家的单位平方公里土地产出效率上比较低。

大家还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干预)功能,要容忍资源占有的平均程度差异比较大,基尼系数比较高。如果大家容忍度增加与国家干预有关,就需要有效的国家干预。

在城市拓展过程中,大家需要用地。如果新增土地价值与农用地价格交易价格一样,那么就不是补偿权的问题。我认为国家农用地保护政策是对的,大家城市建设用地单位面积产出比发达国家低很多,浪费问题突出。所以,我主张搞农业保护区,然后大家配套一系列的政策。

大家还要建立居者有其屋制度,这个非常的重要。在降低房价上,能不能征收不动产税?但是在征收过程中,不能按照面积征税、按照套数征税,而是一定要按照住房的“影子价格”征收,这有助于降低房价。

城市密度与土地利用效率

陆铭

非常感谢党老师说明了关于自己对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中国经济改革转型的看法。

我进行两点补充性说明:党老师在整个报告里面关于居住形态作了论述,但是这个问题实在是比较复杂,党老师在有限时间里也无法把这个问题进行充分说明。大家探讨城市形态时有非常重要的指标——密度。关于密度问题进行三点补充说明,对于党老师的观点会形成互补:

首先,城市密度本身是梯度。一座大城市从中心城区密度到郊区密度是逐渐递减的过程。这个密度梯度与城市地理位置、不同区位土地产生的价值大小有关。中心城区最中心核心地段,或者中央商务区,因为最有利于企业和个人进行互动交流,所以会把这个地段用来发展高租金现代服务业。因此相应居住和生产形态也会比较高。但是,越往城市外围走,土地租金将会递减。这意味着地方区位的价值弱化,密度会低下来。

第二,从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不同形态来看,总体上来讲大城市密度会高一点,小城市密度要低一点。

第三,区分就业密度和居住密度的差异。之前有学者指出,与发达国家密度相比而言,大家的就业密度,特别是在中心城区核心地带尤其在超大城市中心地带的就业密度不高,居住密度反过来比较高。

这与什么有关?与党老师讲的土地用途管制和土地在不同用途上的分配有关。中国在城市建设用地当中工业用地和商服用地所占的比重是超过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相反居住用地所占的比重是比较低的。这样,在有限的居住用地里就产生了超高的密度。独幢形态居住比例比较低,根据党老师判断我也认为土地如果进行改革,在规划和管理方式上更加灵活,中国居住形态是可以得到更好改善的,土地利用效率也可以大大提高。

讲到土地利用效率,我补充一个信息:大家现在在城市里面对高密度居住形态非常容易产生一个判断,就是中国地很紧张,这个判断是大家在城市里观察得到的。

首先,与大家前面讲到的城市建设用地配置居住用途的比例低有关。其次,大家跳出城市用地来看,中国乡村大量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密度非常低。一方面担心城市里面居住密度比较高,但是在农村地区又在出现大量的建设用地和宅基地浪费、低密度,综合来看大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党老师讲,如果大家可以把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土地交易可以更加顺畅,土地使用权可以在地区之间进行交易和可转换,中国整个建设用地数量完全可以改善居住形态。

关于日本规模经济上不去的问题,党老师提到日本对于农业用地农场面积有些管制。除此之外,日本还可能存在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独特的家庭学问。

日本农村有非常强烈的祖产概念。比如一个家庭中有四个兄弟姐妹,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四个兄弟姐妹里面三个人在城区工作,一定要有一个人在农村老家守着祖产。农村老家守祖产农场面积比较小,收入不很高,进大城市的兄弟姐妹就有责任和义务在家庭内进行转移支付,帮助守祖产的家庭成员提高收入水平。

强烈维持祖产的学问就使得日本城市化率虽然提高,但是农村户数减少得比较慢,户均农场面积比较小。讲到这里必须要说明,日本所走的小农场模式,首先是代价极其巨大,规模经济不足时会导致日本农业生产成本非常高;其次是日本模式主要是由于管制、学问因素导致,这种情况下中国户均农场面积远远小于日本农场面积。

规模经营与土地兼并

陆铭

很多人提出,中国土地不能搞规模经营,搞规模经营就意味着土地兼并。党老师怎么看土地兼并和农业规模经营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可能在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寻求平衡,既提高农村规模经营,但是又不影响农村规模经济稳定的方法?

党国英

城市密度梯度概念我非常赞成。但是我想说的是,大家实践当中往往出现令人感到很不合理的做法。本来城市中心密度大,往往很多地方政府把城市掏空了,主张疏散城市中心,从印度经验来看对低收入群体不利,低收入群体适合住在城市中心,城市密度大对低收入群体是有帮助的。

其次,关于小城市,城市规模也有梯度,这几年我一直强调我国能不能发展1万个左右的3万人以上的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实践当中不好操作,因为服务品质在一定规模城市里面才能有效,才有质量,所以发展小城市对中国意义特别大。

关于日本情况,陆教授讲的祖产概念对我来说是新常识。我跟日本专家讨论时,他认为日本推进乡村旅游对日本农业农村发展起了负面作用,乡村旅游最好不要超过农业GDP的10%。我还阅读过其他的研究报告,也讲乡村旅游改善乡村面貌的局限性。

从收入来看,农民人均收入和城市人均收入一样,甚至略高,这在发达国家是普遍情况。这个情况下,土地不过是产生农产品的生产资料,社会稳定其实就是社会组织程度的提高,而城市的组织程度高于农村,农村社会组织程度能不能提高?在农村社会进步当中,农民成为农村主要生产者、农场主,这个时候农业作为社会单元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在农场主为主的农村地区,农民社会活动其实是依附于城市。

因此,大家可以通过城镇化率提高解决这个问题。土地使用权、承包权适度集中时,通过提高城镇化率,特别在城市发展当中发展小城市,提高小城市的密度,有利于降低社会组织成本的结构。

我经常遇到许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老说城镇化,那么城市可以找到工作吗?有那么多就业机会吗?

回答这个问题,就是陆教授讲的思想方法问题。整个人类进步、技术进步就是资本替代劳动过程,技术进步就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样行业需要的劳动越来越少的过程。现在网络金融很发达,银行营业部柜台工作人员减少,结果有研究发现金融领域总就业量提高了,技术越进步、资本替代劳动就业率就越高,原因就是大家不断创造新需求,扩张经济活动的规模。

陆铭:刚刚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补充一下,您下一次碰到这个问题补充两个观点:一是人们进城找不到工作就不去城市了;二是农业规模经营和城镇化不是说在城市里没有就业机会时把农业用地征收了,变成大农场,然后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而是把因果关系搞反了。

大家今天讲的城镇化进程,是因为在城市里有大量劳动力需求,产生城镇化动力,这个时候农民进城了以后农村规模经营出现需求。

从身份务农到职业务农

陆铭

一位网友问了一个问题:请问农业人口外流与土地流转的大趋势之下,农业主体变迁对于农业和社会稳定性会不会产生影响?比如部分地区以地入股,土地托管等情况出现会不会影响农业发展?或者从身份务农到职业务农转换过程当中,发生的生产资料转移对农业发展影响如何?

党国英

我理解这位提问题的朋友指的是涉及到农业产业链的问题。现代农业有一个特点,全部农业产业链上价值总量要远远大于农业产业链上基础环节的价值,就是土地上的经营活动。

美国农业产业链总价值大体上是土地上经营活动创造的价值大概十倍,再说多一点有食品产业链,还有农村产业链,这个比值又不一样了。

按照我的观察分析,在产业链总链条当中,真正需要入股合作的领域不在其他产业链环节,而在比如农产品加工、农业生产资料制造、农产品流通、农业科技研究等环节。这些环节对规模有要求,特别是对人力资本有要求。

欧美国家农民收入不是靠土地,而是在产业链这些环节上,产业链环节组织形式是规模巨大的现代合作社,这个非常重要。

大家希翼在产业链的环节上要有农民参加合作社,作为合作社的社员,要有组织行为。而在地头生产环节上,大部分情况不需要搞股份的。

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家庭所能够经营的土地面积足够大了。我国现在就有两三个劳动力耕种几千亩的情况。例如一个家庭夫妻俩或者加上子女,一起种菜或者其他经济作物。家庭所允许的经营规模已经能够很好地利用技术潜力带来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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