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第十四届规划和自然资源信息化实务论坛于6月17日-19日在上海如期召开。会议以“国土空间，数字治理”为主题，诚邀各位同仁与专家学者同研共进，推进国土空间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和现代化治理进程。本文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在大会上的主题报告全文。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后疫情时代的规划行动”，主要讲三方面。一是本次疫情对城市的冲击和影响，二是疫情的中长期影响分析，三是后疫情时代的规划行动。 

1、本次疫情对城市的冲击和影响

本次新冠疫情影响深远，习大大总书记在今年6月2日的讲话里提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发生在特大城市武汉，对城市以及城市的规划建设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和冲击。大家在疫情爆发后做了一些调查和研究，影响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1.1 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城市问题

（1）公共医疗资源短缺，结构不合理

这次疫情突发之后，大家发现城市的公共医疗资源不足，难以应对大规模的疫情爆发。单看武汉的千人医疗床位数、万人三甲医院数，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总体上医疗设施特别是传染病医院不足，从1月20日左右至2月10日前，定点医院传染病床位承载率一直处于超饱和状态。其次，医疗设施的布局不合理，大量医院集中在中心城区。这一点在国内大城市也都比较普遍，像北京、上海等城市也基本是好医院都集中在中心城区。大家一直强调15分钟生活圈，从武汉分析来看，武汉市70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和发热门诊医院主要集中在三环路以内，全市定点医院15分钟步行距离内仅能覆盖40%的住宅小区，基层医疗设施不足是当前的大问题。

武汉市部分定点医院与社区可达关系示意（中规院信息中心）

（2）基层治理能力弱，水平低

社区是基层管理的核心单元，比如武汉的社区规模普遍比较大，社区服务人员不足，每个社区规模7000到9000人，一个专职社工对应700人左右，管理起来难度也比较大，相比上海每一个正式编制社工平均对应480人左右差距较大，上海的社区就小很多，规模是武汉的一半，所以上海在防控工作做得比较好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另外，这次老旧小区疫情高发，和老旧小区普遍设施老旧，服务不健全，社区管理不到位是有一定关系的，比如武汉的高发病区域集中在人流密集的老旧小区、城市中心的居住社区。

武汉小区建筑年代与疫情分布密度的关系（中规院信息中心）

1.2  疫情反映出的城市潜在问题

（1）高层高密度住房建设问题显著

高密度、超高层住宅区、办公区的卫生防范风险高，应急管理难度大。过度集中使用建筑公共空间的风险高，通风系统隐患突出；大城市办公区聚集感染表明，过多人群使用同一空间流通不畅空间和密闭设施（电梯、通风系统），会大大增加传染风险。过去20多年来，大规模建设了一批高密度、超高层住宅区，客观上造成了当前疫情防控严峻的问题。据统计，全国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中，高层高密度居住区（18层或60米及以上，容积率3.5及以上）用地面积占建成区居住用地面积的比例超过10%的城市有11个，这要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北京高层高密度小区分布（中规院信息中心）

（2）大规模旧改忽视健康问题多

大家在过去的旧改当中，不太重视老旧小区改造里面的健康问题。比如建筑成套率低，节能无障碍标准低，任务难，建筑成套率不高，各地上报需要改造的老旧小区共17万个，占全国小区60%以上，涉及住户超过4200万户。其中28.2%缺乏独立厨卫，15.6%缺乏独立厕所，老旧小区建筑面积约为40亿平方米，未达到节能50%标准的建筑面积还有17亿平方米，缺乏无障碍设施的建筑面积19亿平方米。另外在旧区改造中，健康设施、体育休闲设施普遍缺乏，和新区建设形成鲜明对比。

（3）城市各级健康空间缺失

既有城市缺少开放空间、环境空间问题较为突出，很多高密度的住区里尤其感觉居民锻炼、休闲运动的空间缺乏，小区周边也没有像样的公园，对老年人、儿童的活动空间建设重视不够，绿地与公共空间在灾时的综合利用缺乏举措。根据一些研究发现，在15分钟生活圈范围内，公园绿地、绿化水平、学问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等对居民的就医行为存在着实质性的影响。特别是公园绿地和单元绿化水平这两项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其与公共健康水平存在内在的联系。

总之，从本次新冠疫情的突发来看，当前城市建设的短板在健康、安全和基层民生的保障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要更加关注韧性城市，以人民为中心，建设安全、健康、宜居的城市人居环境。

2、疫情的中长期影响分析

这次疫情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的影响是长远和深刻的，对城镇化的中长期发展以及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的重点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并集中在城市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城市动力更替和城市自身发展所需的补短板两个方面。

2.1 城市动力更替方面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特征是外向型，通过出口加工参与全球化竞争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本次新冠疫情突发改变了既有的自由全球化格局，进入了所谓的后全球化时代，这一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对城市发展的动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疫情加速下的后全球化时代到来，对过去40年以出口加工为主要导向的我国城市经济带来直接的影响，新旧动能的顺利切换是当下发展的最大挑战。全球范围内疫情下的制造业-服务业出口不平衡模式进一步加剧，供应链体系面临相当的不确定性，高新技术的稀缺性、战略性更为显性。

（1）构建内需驱动与面向出口相结合的城市经济体系

2000年前后，大家在做城市战略咨询的时候经常提到城市发展动力问题，经常指出地方城市最大的不足就是外向型经济的依存度不够，希翼推动城市经济的外向型发展。现在回头来看，任何事情都要两面看，特别是在疫情的影响下，内需驱动和面向出口要结合起来。这些年来，大家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越发成为内需发展的重要引擎，全国500万规模以上城市的GDP占全国的28.5%，消费占全国的27.5%，进出口占到全国的67.5%，R&D比重占全国的44.6%，这些都是内需的重要动力。

（2）贯彻绿色、韧性、健康理念，通过新基建促进城市发展质量的提升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规划界已经在讨论城市转型的问题了，这次疫情爆发，把前些年大家倡导的绿色、韧性、健康等理念提到了城市规划管理应用层面，无论是海绵城市、生态绿格、景观林地这样一些韧性、绿色设施建设，还是5G、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智能化等信息技术的应用，都为城市的发展质量提高创造了新的条件。

（3）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立新时期的国家空间格局

未来多极化发展趋势下，将凸显“区块链”的合作模式，需求多价值认同体系。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进入经济发展的”L“型周期，围绕”一带一路“调整对外开放策略同时，在全国国土范围内找到新的经济发展支点、新增长点。“一带一路”沿线的城市、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边境地区的城市有了全新的发展机会。

2.2 城市建设补短板方面

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面临的新挑战从宏观经济来说是要实现脱贫、小康及两个百年中国梦，从城市发展目标来说是要弥补之前缺少的“以人为本”服务体系。前面提到的医疗、公共服务甚至公共空间活动的绿地都是不足的，还有就是基层治理，大家的社区规模，社区的配套设施都有不少短板。

（1）城市基层服务补短板

建立健全涵盖公共卫生、公共服务的设施服务体系，在城市功能区层面，切实提高主要公共设施的服务覆盖率、服务水平。基层单元层面，以“完整居住社区”为基本单元，构筑“一老一小”的活动范围完善近距离的社区服务，涵盖学问、教育、医疗、体育、养老、商业六类基本服务设施。另外，建立安全、健康的韧性设施体系，应对突发疫情事件和其它公共安全事件，加强信息化服务、交通应急管控等方面的设施建设。

（2）基层治理的补漏洞

怎样加强基层社区治理是一个大事情，2019年习大大总书记在上海视察时指出：“社区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要及时感知社区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一件加以解决。”这要求大家把城市建设的重心下移，解决好群众关心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突出问题，包括前面提到的公共空间建设，现在公共空间已经是一个健康的概念了，成为人们健康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

3、后疫情时代的规划行动

综上所述，后疫情时代的规划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前些年大家经济大发展的时候，规划工作重点是大量的新区新城建设，这是缘于前些年大家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大量建设开发区所致，在此基础上城市的规模得到不断扩大，城市的结构进行了不断调整。

后疫情时代规划工作重点发生了变化，转向怎样提高人居环境品质，前面谈到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0%，大家也做了预测，到2035年我国城镇化率大概达到75-80%，之后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在未来15年的发展时间里，城市发展的增量已经十分有限，而人居环境品质的提高，为老百姓提供健康、宜居、可持续的城市环境会是大家的工作重点。

习大大总书记前两天也讲到“要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述。总的来说，加强人居环境的建设，促进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是大家未来规划工作的重点。具体来说：

（1）规划的关注点会从宏观转向微观

最近几年，很多城市在微观层面做了很多标准化工作，比如上海制定了《上海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上海街道设计导则》，甚至《城市家具导则》等等。

（2）要做“接地气”的规划

开展微更新，提高社区的服务品质和增强服务设施，更多地做一些渐进的改进工作。一方面，以微更新和开放附属空间来提升空间服务品质；另一方面，营造从区域、城市到社区的多元共享的公共空间，使健康空间成网络、成系统。

（3）要做“接人气”的规划

国内一些城市已经提出“儿童友好型城市”，我觉得也要提出“老人友好型城市”，照顾好老人和儿童，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体现。另外在规划的工作方法上要注重多方面的协调，特别是街道、社区、居民、驻地企业方方面面，真正实现共同缔造。中规院在崇雍大街城市设计项目中通过组织系列公众参与活动、研发信息化工具与平台等方式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4）要做“接智气”的规划

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为大家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大家通过大数据能够准确把握人的出行、人的密度和人的需求，智慧化能够促进规划工作的高质量。过去大家的规划宏观偏多，现在要和具体的建设紧密结合，这样既和转型发展结合起来，也能和规划的实施结合起来。

（5）要做“接新气”的规划

面向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规划设计，将规划与工程建设工作纳入整体框架，为城市转型发展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特别是在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绿色生态基础设施规划建设、CIM数字化平台等方面推进工程总承包，这样不仅能体现规划师的理想，还需要付出具体的实际行动。

总之，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了转型阶段，结构性的矛盾日益显现，新冠疫情的突发把过去四十年中建设的一些不足和短板暴露得比较充分，城市规划转型是必然的。本次疫情也暴露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和结构性的问题，不确定性在增加。但是大家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城市发展走一条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规划的未来会更加美好，城市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人地关系”是一个老的话题，也是一个新的话题，可能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人地关系就是地球表层人与自然相互的影响和反馈的作用。“地”广义的理解是“自然”，可以说人地关系是高度抽象的概念。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需求具体表现形式不同，所以认识、利用、改造地的能力也不同，导致人和地作用的焦点极其强度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地关系也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不断地由简单向复杂转变。疫情时代的冲击，是对人的冲击。大家现在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交往的方式要更为多元，所以线上的模式如今更受亲睐。人和地对自然安全的框架诉求在加强，这对消费、投资等经济发展方面也有很多冲击。大家应从这方面进行一些反思：以后如果再发生类似情况，大家要如何面对？

总的来说，大家要敬重和遵循客观的规律，大家在疫苗和特效药问世之前，采取的社会措施本质是流行病学基本的逻辑，如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路径等。城市的韧性不足、规划的弹性不足等诸多问题，说明大家要进一步加强空间规划的弹性和空间规划在这方面的管理工作，包括规划的编制，要把顺应发展的规律编制和规划实施结合起来。同时，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要更加向现代化迈进，使其更聪明、经济更智慧、社区更健康等。

1.伦理观：人地关系认识论之辩

人地关系在自然辩证法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人类的中心观与自然中心观的区别在于，人类中心观会强调人定胜天、人能解决一切问题、人类是万物的尺度等；自然的中心观则承认自然客体价值与地位、主观能动的有限性。这个客观规律的本质在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要充分遵循这样的客观规律，梳理道法自然人地关系基本的伦理观点。顺应规律是敬重客观规律基本的原则，顺应规律有利于实现高效率、可持续和包容性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1）边界分明：从自我的“利己观”到“两分责任观”

兼顾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两分责任观是更好的选择，所以边界分明的时候要实现“规则的边界+管理的边界+主客体边界”。

“规则的边界”是大家要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法律体系、明确界定公私范畴与产权归属、明确公私的规则边界；“管理的边界”是完善自然资源政府、市场管理机制，明确界定自然资源事务管理边界；“主客体边界”是要构建统一的资源确权登记制度、清晰产权主体与权责、建立产权价值核算机制、核算产权客体价值，以明确主客体边界。

（2）物尽其用：要从肆意的消费观到人地和谐观转变

过度消费自然资源会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粗放式利用。人地和谐就是，人地要友好协调，其根本在于妥善解决人类无限的需求与土地资源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人类的需求和供给之间需要达到平衡，这是需要大家来考虑的，物尽其用就是效率要提升，大家在发展时也要把握这样的一个节奏，要优化、引导机制激励。

（3）生态文明：从经济的至上观到绿色发展观

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但如果以经济作为评判一切事务价值的尺度，以经济利益来说明人类一切活动的基本观点，也难以实现大家的目标。绿色发展的时候大家强调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生态效益在这里面是优先的地位，特别要注意规避重大损失和重大风险，要建立预警机制。

2.底线观：民生“压舱石”和生态“保护伞”

（1）民生：以粮食安全之治作为疫情应对的压舱石

在这次疫情期间，粮食还是得到充足供应的。合理的预期，使社会能够保持稳定，因为粮食安全是生存最基本的需要。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也进一步强化了全社会的耕地保护红线，促进做牢粮食安全压舱石不动摇的公式，大家要切实加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推进农田的综合整治。在整治的时候，要把数量、质量、生态、人文、景观五位一体综合整治，大力推进生态友好型、景观产业型、节地节水型土地综合整治。同时推进耕地资源绿色利用、严格落实耕地用途管制和占补平衡的制度，采取多方位监管相结合的措施，做好藏粮于地的策略。

（2）民生：以“产业发展之治”作为疫情应对的“压舱石”

要高质量合理利用产业用地促“六稳六保”。土地要素对经济发展的保护压力倍增，土地资源的供给是趋紧的，推进产业用地的高质量利用成为稳投资、稳预期、保就业、保产业链供应、保基层运转服务的重要因素。大家要开源节流，进一步盘活存量用地、建立造血项目快速落地的投资机制、提升产业用地的综合利用水平，推进产业用地高质量利用。提升低效产业用地，向可提升的产业用地方向发展，同时要统筹加强产业用地供给，保障优质，特别是造血产业项目的落地。

（3）民生：以“以居住聘职之治”作为疫情应对“压舱石”

这次疫情，农民工区域之间的流动是比较难的，有一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就此回到了农村，农村宅基地对农民提供了保障。大家要有一个更为舒适高效居住的空间结构，全力保障住宅市场的健康发展，满足城市的居住要求。集约利用，不等于密不透风，人类土地利用的更高追求是合理地利用，集约利用要和合理利用充分结合起来。

（4）生态：以“生态安全之治”作为疫情防控“保护伞”

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要与自然和谐共生，以生态底线严控为基础，实施生态景观培育的重要工程。大家要探索协保护、奖励资助+多元补偿的生态治理新模式，这个整治不能光靠国家投资，国家投资的资金再多也是有限的，大家要调动社会的力量共同进行生态和土地整治。

3.发展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之辨

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里，要使人地关系达到和谐，空间的结构要和人地的关系结合起来，从全国的层面、各个区域进行协调。

大家经常讨论以人来定地还是以地来定人，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在发展以人定地的思想，承认人是城市发展的主导因素，人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土地利用的规模、类型和强度。大家的观点是，把以人定地、以地定人两者结合起来，也就是供需要结合起来，以资源环境的角度来思考未来的发展，同时大家也要考虑人口的需求如何从数量和质量上达到平衡。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要把“保护”、发展”结合起来，要基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在人地关系周期中呈现不同阶段性的特征，持续平稳均衡地利用土地。

总的来说，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市场化配置为核心，从而破解城乡土地结构失衡。大家也要注意一二级土地市场化之间市场配置的失衡，要使用差别化的政策。区域化实施政策，不能全国用一个政策。

4.治理观：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1）规划缘起与内涵：人类文明用地产物

规划这个词在解放前比较陌生，但是到今天已经家喻户晓。总书记考察北京城市规划时，曾说过“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所以，大家对规划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规划是空间规划和发展规划。空间规划是基础性、综合性、战略性的规划，起支撑性作用。发展规划是国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统领性的规划。

我总结了五点与空间规划相关的内容：从权利上看，空间规划是对国土发展权的分配；从宗旨上看，空间规划是对国土未来利用的控制；从行政上看，空间规划是对市场失灵的一种纠正；从功能上看，空间规划是对国土系统时空的优化；从管理上看，空间规划是提高决策科学性的手段。

空间规划是对未来的安排。空间规划是对国土空间的利用、行政协调和政府土地管治进行超前调配和安排。国土空间规划作为高位统筹的战略规划，是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格局，也是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实行国土的生态文明、完善政府的治理机制、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工具与重要手段。

规划之所以称为“六定方案”，就在于做规划时要定序、定位、定量、定用、定性、定权，定用是定用途、定量是定规模、定位是定区位、定序是时序、定权是权属。

国土空间规划要遵守5重框架，求功能的最大化。要注意自然条件的适宜性、经济发展的可行性、社会制度的可容性、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和空间布局的合理性。

（2）国土空间规划的现代法制：良法与善治

国土空间规划要强调现代的法制，现代的法制是良法善治，原来城乡规划为右丞相规划法，土地总体利用规划法制是土地管理法，还有环保规划的环保法律等，现在被做成了国土空间规划。从现代法制角度来说，还存在着很多空白，大家强调国土空间规划立法，因为有18号文作为基础。现在各个地方在推行此类实践，所以，国土空间规划的立法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大家希翼尽早出台《国土空间规划法》。一旦有了国土空间规划法，就给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时候在这方面也能够进行立法，把它作为规划管制的手段大家希翼也能够尽早出台。现在地方立法权放的比较宽，从地方也可以先行探讨规划编制和实施的立法问题。

（3）疫情应对反思：国土空间规划应留白提升应急弹性

这次疫情的突发呼唤空间规划要刚柔并济，要留有弹性的余地。以国土空间规划“点对点”保障建设空间供给。这次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实际上全球的经济也一样受到了空前巨大的冲击。2020年第一季度GDP同比下滑6.8%，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标也都是负增长。所以，从国土空间规划而言，要大力提高要素和资源的供给能力，全力助推经济恢复增长，要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建设用地需求、合理满足乡村振兴重点项目用地需求、积极满足乡村产业发展用地需求，这些方面可能是规划以及实际的管理过程中需要重点满足的地方。

疫情的冲击阻碍了部分要素和资源的流动，因而应以国土空间规划进一步推进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更为紧密的连接和更为通畅的流动。大家要以国土空间规划进一步打造区域间流动的空间，推动区域连接发展，线下交通连接、线上信息互联。

以国土空间规划优化“板块式”建设空间布局。新冠疫情让湖北武汉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在这些地方规划要适当超前。大家要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促进经济用地的资源向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群迁徙。在用地计划指标保障方面，要和市场结合起来。市场需求大时，大家在用地保障方面要进行联动，在区域间形成优势互补、高度发展国土空间的格局。同时大家要注意赋予省级政府更大的自主权，给地方政府简政放权，让他们更能够因地制宜、因情施策，调整用地指标。

大家也要简政放权优化应急管理的效率。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要系统性、体系化地对疫情期间的国土空间治理工作进行复盘总结和深层次分析和研究，精准定位不足和短板，体系化地对新冠疫情间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升级优化，推进国土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强化放权，要建设全方位立体化国土空间治理应急机制，提高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

从疫情之中暴露出公共卫生设施这一短板，所以大家急需公共卫生设施方面的建设。进入新基建这样的重要窗口期时，如何把公共卫生的设施摆在应有的位置值得深思。原来的很多规划对这个方面的考虑还不足，大家需要加强环境污染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转变基础设施建设模式。

全面加强国土空间治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支撑建设，像大数据、云平台、人工智能等信息化的工具在抗击疫情中的积极作用得到广泛认可，因而要构建国土空间大数据体系、搭建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构建人工智能+国土空间支撑体系。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整个社会经历了“突然暂停”和“缓慢重启”的艰难过程。城乡规划领域在转型构建中直面这一变革性的重大冲击，后疫情时代的城乡规划发展工作任重而道远。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联合复旦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城乡规划》杂志社、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组织了题为“后疫情时代城乡规划变革”的线上公益访谈。本期特邀专家：尹稚（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实行副院长、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实行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以下为访谈详细内容：

主持人：此次新冠疫情暴露出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哪些短板？

尹稚：短板挺多的，但是我想谈一个视角，目前，我国在空间治理过程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数据采集，对人的识别能力是比较强的，但对空间定位标识的颗粒度是远远不够的。不论是疫情防控，污染传染源控制，还是后续的疫情分区隔离、分区控制，其实都需要把人和空间对应起来。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因为在疫情爆发前，我正好去了趟新加坡，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在新加坡打车时，出租车司机会问：“你知道你要去的地方的邮编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我说：“为什么你要知道邮编？”

中国的邮编区划很大，你不可能根据邮编找到一个地址，但是在新加坡，它的邮编是细化到楼宇级的，所以只要能报出邮编号码来，你就可以准确的定位那栋楼宇。从这个案例你可以看出，要是想精确化地来控制人的流线、人的位置跟空间之间的对应关系，大家还缺一个高度数字化的、细颗粒度的空间编码系统，如果有了这个系统，其实很多事情就不用靠人去撒大网了。

大家讲“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其实都是要排查，排查就是要建立一个人跟空间之间的对应关系。

现在，因为大部分人都有手机，个人定位很好解决，但你跟空间是什么关系？所以，大家缺一套空间的编码系统，如果有这套系统的话，空间治理水平能上一个很大的台阶。

主持人：在非典过后，至新冠疫情爆发，城市规划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上有哪些作为，在此次疫情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尹稚：这要看你怎么理解城市规划，如果只是按照国家城市规划方案编制体系去理解，其实它可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一个广义的城市规划工作，特别是当城市规划转向公共政策与空间治理相结合时，它还是能发挥很多作用的。比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人的活动规律识别，这是城市规划常年都要做的一项积累工作。

此次武汉爆发了疫情，就可以根据历年积累的武汉人口流动状况的数据，如节前、节后、春节期间，有多少人会离开武汉，向什么地方流动，这些数据积累其实对疫情爆发后，控制主要的流线、控制主要的流出人口的到达地区，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城市规划平时会积累很多的空间数据，这些空间数据对识别风险地区有很好的价值和意义。比如，一个城市有多少农贸市场，在规划图、现状图上很容易能查到，结合一些工商数据，从一元控制角度来讲，马上就可以生成一个高风险地图，了解哪些农贸市场有活禽交易。

现在空间治理实现了网格化，有网格员，每个网格里人口的基本状况如何、有多少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的主要来源是什么，都可以通过城市规划的日常情报系统进行大量积累。根据这些积累可以勾画出人群的高风险地图，明确哪些社区、哪些地段是高风险易感染的人群聚集地。

城市规划工作平时还需要经常画一些城市活力地图，显示在早、中、晚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季节，工作日、节假日里，哪些区域是人员高强度聚集区。当疫情发生以后，如果要进行社区、聚集性传播的防控，也能比较容易、快速地识别高风险地区。

当然，还会有一些具体的选址布局问题。比如与公共卫生系统和医疗系统有关的规划选址问题，现状的网络识别问题，其实也都会为抗击疫情提供一些参考，从基准地图、到基准图表、到基准情报汇集，都能发挥一些作用。

主持人：此次疫情期间，由体育馆、会展中心等大型公共设施改造的方舱医院发挥了重要作用，您认为应当如何做到公共服务设施的平战结合，以合理利用城市的各项资源？

尹稚：其实疫情爆发不久，我写过两篇文章谈平战结合的问题。当然，由大型会展中心、体育场馆搭建的方舱医院在疫情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也并不是说多多益善。因为这些场馆和会展中心平时的利用率并不高，仅在一些特大城市和大都会地区的利用强度还可以。如果大部分城市此类设施太多，会造成财政负担。

利用好室内的大跨度空间来搭建方舱医院，这是一条思路。还有一种思路，就是利用近似于野战系统的、流动性的医用方舱车辆来搭建临时性的医院，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从这个角度来讲，城市需要更多的开敞空间。比如说，这些年，露天菜市场越来越少，大部分都搬进了室内。其实露天菜场它有自带的给排水设施、供电系统，如果有这种场地的存在，同时它的日常利用频率又非常高，而不说平时这个场地不使用。那么，在战时的情况下，就可以利用这些有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的空旷场地，来布置大型野战医院。

还有一个是这些年兴起的自驾车营地，大家都知道，自驾车营地也是“光板一块”，具备水电齐全的一套系统。如果在城市的近郊区，在一些相对偏远和分散的地区出现疫情的话，这种场地利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未来的“平战结合”系统应该是室内环境、室外环境利用的相互结合，而且室外场地环境的日常利用率很高，维护费用却并不高，做到正常维护就可以了，可能比室内的同类成本还要低。这就是大家针对平战结合作的一些设想。

主持人：此次中国能够较快速的控制疫情，人的防疫意识至关重要。您认为应当如何将公共卫生理念渗透入城市社区的治理之中，成为公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尹稚：公共卫生体系与医疗体系是两种体系，应当说我国在这个领域里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大家国家的基层公共卫生站点是比较完善的。那时社区一级的点叫防疫站，当然当时并没有新冠疫情，主要用于预防那个年代比较流行的一些儿童疾病，如小儿麻痹、百日咳等，或是围绕特定的厂区预防一些职业病。

防疫站与大家去看病所面对的那套医疗系统不太一样。它的作用，第一是宣传，这一点很重要。我记得60年代大家上小学的时候，防疫站会发放各种各样的公共卫生习惯手册，内容从最简单的不能随地吐痰，到勤洗手，到养成各种各样的卫生习惯，应有尽有。

虽然那个年代的宣传手册不会印得很精良，但发得很频繁。但是，这些年，大家可能已经习惯于医疗服务的高档化、高端化，反而是这些最基础的公共卫生的宣传工作和这种最基层的防疫检疫工作被弱化了。

那么，下一步肯定会在这方面进行大力度的强化，向公众普及公共卫生常识，包括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疫情下如何应对的常识，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次爆发的是新冠疫情，下一次可能是别的疫情。其实，如禽流感等各种与动物有关的感染性疫情，在中国并不是没有，且经常发生。

如何让公众了解人跟动物间的基本关系，改变一些不良利用动物资源的恶习，建立更多与阻断疫情相关的卫生常识，这都是公共卫生系统要密集地从最基层做起的工作。

主持人：疫情传播突破地域限制，城市区域间的联合防疫成为常态。这将对中小城市、乡镇的应急体系提出怎样的要求？他们将如何匹配大城市较成熟的应急体系？

尹稚：新冠疫情的救治，并不是一个中小城市能扛得住的事情。甚至像武汉这么大的、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它所常备的医疗资源也是扛不住的，得全国去支援才能把这件事给解决掉。

要在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乡村一级普及完整的能够对抗、治疗疫病的体系，我觉得不太现实。

对于中等城市，我的看法是，至少要保障有合格的综合性医院。从这次疫情的情况、治愈程度来看，真正发挥作用的不是专科医院，不是传染病医院，而是综合性医院。

因为综合性医院是以多方案并举、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完成救治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中等城市配备比较合乎规范、能够截止传染病、带有负压病房的综合性医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对于小城市，甚至于小城镇、乡村，它们在整个系统里的作用是作为第一道检测防线。它们可能没有治疗能力，但是应该具备基本的检测能力，人们做核酸检测就不需要去到大医院。随着技术的发展，社区医院应该具备这种最基本的能力。

另外，我国的发热门诊、负压病房、负压诊室配备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非常好的医院才有这套系统。

基层的、作为第一道防线的医院，可以没有治疗的能力，但是在检测过程当中，至少需要具备负压诊室、发热门诊等所拥有的基本隔离条件，这样才能开展最底层的检测。

疫情爆发之初，就有专家提出，能不能让社区医院先承担第一道检测。事后发现绝大部分社区医院不具备独立的通风系统、负压诊室和病房，如果将那么多人安排至社区医院做检测，万一其中有病毒携带者，后果将不堪设想。

还有，从长远来看，我觉得我国应当多做一些移动医疗，常备是一个思路。

面对疫情时，移动性的医用方舱本身可以带负压，它的尺寸相当于一个小型集装箱，可以很迅速地向基层网点进行布局。

新冠疫情带给大家的一个教训就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靠突击性的工程建设手段来解决。

中国的国土面积非常大，大量的偏远地区、分散性农村地区本身的医疗条件较差。如果利用这次国家对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的投资机会，大力发展可移动的病房医疗设备，对今后的平战结合也是有好处的。

平时可以用它来解决偏远农村的医疗服务问题，到疫情爆发的战时，可以根据疫区的分布来强化配置这些移动性设备，更快地形成防疫能力。

移动病房设备由军事概念演变而来，类似于战地医院。大家当然很牛，10天可以突击一个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但是，集团军级的高水准野战医院的布置，花费的时间大概比10天还要短，最短可能只需几小时就可以完成，长一些的一两天就可以完成。

主持人：您认为此次疫情给未来的城市规划工作和研究带来了哪些启示和新的方向？

尹稚：最大的启示就是：这么多年来，我国在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层面投入不足。

这些领域在投资系列、规划决策系列中永远是排在末尾的。比如说，在一个完整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包含十几个、二十个专项，它经常排在倒数第一、倒数第二。从政府投资系列的优先级上看，它也是往后排的。

从我国的管控能力、干部资源配置上，它也是往后排的，你可以去看任何一个市政府的名单，负责这个领域的干部基本上不是排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

所以，这给大家的一个教训是，当城市发展到一定强度、人口的高流动性增长到一定程度，与疫情管控、医疗水平、公共卫生能力等提升有关的硬件和App，都到了一个该高强度投资、升级换代的时候。这大概是最大的一个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