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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 空间规划(05.25-05.31)

来源:??????2020/6/5 18:27:27??????点击:
一、疫后重振、规划引领——《武汉疫后重振规划》听取全国专家意见

近日,《武汉市疫后重振规划》专家咨询会在线上举行。来自全国规划领域的权威专家共同为武汉疫后重振的战略举措和行动计划建言献策。

1、疫后重振战略举措:公共卫生、应急保障、健康城市、社区治理和经济恢复

本次规划经系统论证和科学研判,推出了“1+5+X”的一揽子重振规划编制内容,涵盖公共卫生、应急保障、健康城市、社区治理和经济恢复等各个方面,以基于健康城市、人本城市、韧性城市理念的规划转型,引领武汉向健康、宜居、繁荣城市的发展模式转型。在此基础上,将疫后重振的规划思路、政策标准和行动举措纳入新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并衔接“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引导具体实施。

一是新冠疫情影响评估。全面评估疫情对城市的冲击影响,从应急保障体系、公共服务设施、经济社会发展、城市运行管理、基层社区治理、智慧城市建设等各个方面,反思现有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足之处。二是疫后重振规划纲要。主要结合疫情影响分析和城市转型发展特征,研究明确了疫后重振的总体目标和规划路径,提出了健康重塑、社区重治、经济重振、智慧重树等重大战略举措,通过规划引领和干预,提振信心,恢复城市对人才、企业、投资的吸引力。三是五项专项规划。分别是《应急系统与防灾减灾专项规划》、《健康城市空间品质提升规划》、《医疗和公共卫生专项规划》、《完整社区建设专项规划》和《经济复兴与产业重振专项规划》。专项规划首先从系统着眼,强化基于“韧性城市”的应急防灾体系,基于“健康城市”的空间品质提升;其次突出关键短板,提升医疗和公共卫生设施服务效能,强化完整社区建设;最后从抓机遇、补短板、谋发展的角度,谋划武汉城市宜居、经济复兴和产业重振,形成“安全有保障、宜居有品质、发展有动力”的疫后重振发展图景。四是一系列行动计划、政策标准和建设指引。行动计划主要涉及医疗和公共卫生、环卫及应急保障、完整社区建设、空间品质提升、综合交通和应急物流、功能区和亮点区片建设等6大行动计划,建立从蓝图到实施的发展路径,形成“目标—策略—行动规划—项目”的规划内容。同时,制定“健康城市建设指引”,通过制定不同层级的规划目标和标准,强化服务设施、公共空间、韧性安全等方面的优化配置,引导健康城市的空间规划设计。

2、专家观点:讲好中国故事,为世界提供重振样本

专家们认为现阶段的疫后重振规划是非常及时并具有创新性的,虽然因为疫情武汉遭受了重创,但困难都是暂时的,武汉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是不会变的,这次的疫后重振规划也应当是武汉重新出发的新起点,武汉要在疫后重振成为全球健康韧性城市的表率。

专家们同时提出本次规划的价值不仅仅作用于武汉,而是代表着国家的重振,应充分发挥规划在城市复苏过程中的引领作用,以本次规划为契机,为中国讲好武汉疫后重振故事,为世界提供疫后重振样本与表率,重振全球复苏信心!


二、全球规划师共商共享健康城市规划策略

近日,以“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健康城市发展”为主题的健康城市国际合作论坛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表示,大家需要采取措施,需要国际合作来应对全球的挑战,需要找到解决方案,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阐述,城市和社区规划如何让大家更健康、更韧性、更可持续,以应对此次危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吕昭平表示,健康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如何塑造健康城市将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议题,这对于提升国家信用、增强本国与区域经济活力、增加人民满意度,意义重大。在中国,健康城市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许多城市也正在不断探索健康城市建设的有效模式,强调从城市规划、建设到治理全过程都要以人民的健康为中心,应用经济、社会、政策等综合手段提高城市韧性。

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实行主任麦慕娜·莫哈德·谢里夫表示,此次论坛向全球充分展示了规划领域的专业人士是如何应对新冠疫情的。

第一,城市是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大家要通过城市规划来有效应对挑战。联合国人居署鼓励全球规划师一起采取措施,来帮助城市改善自己的规划、水资源、卫生情况等,让大家更好地享有医疗服务、公共空间和其他公众基础设施。第二,无家可归的人和移民特别容易受到疫情影响,大家会关注这些生活在非正式定居点和贫民窟的人们。同时,大家通过各种探索,帮助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大家的城市和人类定居点,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她指出,中国的城市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武汉的朋友们在过去几个月中经受了很多,并对此表示感谢和欣赏。大家需要共同努力合作,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人或地方。联合国人居署还需要7200万美金来帮助64个国家有特别需求的城市和社区,这些资金将进一步支撑本国政府提供精准援助,尤其是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为他们提供临时住所。第三,建设健康、可持续的城市,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联合国人居三《新城市议程》的目标之一。大家正通力合作,促进《新城市议程》的实现,从经济、社会、环境等角度建设真正可持续的城市,让每一个人可以在城市里安全、幸福地生活。她请大家关注联合国人居署和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共同出版的指南——《将健康纳入城市与区域规划》,希翼在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中融入健康元素,将指南作为一个工具来帮助国家政府、公民社会、规划人士,在治理的各个层面来提高规划。

主旨报告

吴志强:疫情冲击下的城市空间治理考验

吴志强院士回顾了城市发展历程中的冲击与应对。1832年伦敦霍乱肆虐事件,可以说是城市规划应对疫情的起源。吴志强院士表示,城市防疫规划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时间换取防御资源的调配。武汉案例体现了防疫空间换防疫时间这一点。武汉构建了定点医院为核心的应急医疗空间体系。同时,隔离观察点、分级分类诊疗制度等帮助大家有效应对疫情。

防疫的三大学科包括病毒学、传染病学和公共卫生学,吴志强院士认为,城市规划可以在后两个学科上有所作为。通过对疫情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大家可以看到空间和疫情扩散之间的关系。

从国域层次来观察,新冠疫情分布圈层特征,对应疫情的早期、中期、晚期;它们性质明显不同,应分类研究,取得不同扩散阶段的不同特征,分级应对。吴志强院士指出,如果能控制空间内的人员流动,大家能有效控制疫情扩散。

从市域层次来观察,第一,新冠疫情在城市内部的分布与城市热力分布关系密切,而晚间热力比日间热力与疫情分布有更高的对应性。第二,不同城市的疫情趋势特征对应不同的阶段划分。以上海为例,2月26日之前,疫情新增病例经历了从快速增长到逐渐归零的变化,这时是疫情的内生阶段,而之后病例又开始增长,进入外输阶段。第三,分析疫情场所分布特征,以上海为例,大数据发现,病例中社区为主(56%),公共类场所中购物(20%)与交通空间(18%)场所为主要,是重要的传播空间种类。所以,大家必须充分改善居住区的韧性和健康,才能改善人们的健康。将病例场所类型与热力叠加可以发现具有一定的圈层特点:商业、办公、交通类病例基本集中在中心城区,而住宅场所病例基本在中圈和外圈。

吴志强院士认为,作为城市规划师,大家可以充分分析空间数据和疫情发展数据,在对比和关联性分析中找到新的启示。他指出,城市生命视角下重大疫情空间问题的本质,是城市空间面对外来事物的应对能力。好的城市载体可以很好地抵御负外部要素。应该让城市治理回归城市家园,城市家园是城市生命体的核心基本单元,大都市可以看作是生命体的群居现象。城市家园的持续能力、免疫能力、韧性能力决定了城市的生命力。

文森特·纳丁:善用危机——新冠疫情期间及疫后欧洲的城市与空间规划

文森特·纳丁主要从疫情对城市和乡村的影响、城市规划和空间规划如何做为两个方面,来思考后疫情时代城市规划师应该做什么。他指出,欧洲城市规划和危机紧密相关,现代的城市规划体系发源于战争中,大家要抓住危机所带来的机会。

他从疫情对环境质量的短期改善、交通与通勤、基础设施服务、商业办公空间、居民生活地点的倾向性、住宅和社区等方面,分析了疫情对城市和乡村的影响。

文森特·纳丁建议将健康议题纳入到城市规划体系当中,对此,他从五个方面做了重点剖析:就韧性而言,他强调国家、区域和当地层面上的韧性和自给自足,减少生态足迹。就密度而言,人们生活在密度比较高的空间中,公共设施和服务的可到达性,其实远比密度更重要,要思考如何促进城市转型升级。就交通而言,各个国家要以适合自己的方式,鼓励人们更积极地出行,减少碳排放。就居住模式而言,需要充分控制城镇和村庄的蔓延,要进行重新规划。大家需要通过紧凑的、多中心的结构设计,满足人们对绿色空间的需求。就社区融合而言,要通过新的规划设计来促进社区融合。

最后,文森特·纳丁分析了欧洲的规划趋势,即更具有前瞻性,挑战现有解决方案,充分考虑未来发展需求,适应新的变化。这需要各个学科、各个领域加强合作,也需要政策协调,实现合作与整合。总之,大家要努力前行,不走老路,要抓住危机带给大家的机会。

黄亚平:应对新冠疫情和重塑健康城市的武汉规划实践

武汉构建覆盖全域的“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体系,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亚平院长表示,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的战略引领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6个方面:(1)确定以人为本、健康宜居、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目标理念。(2)注重城镇空间组团化、生态空间本底化的空间格局。正因为如此,城市有很多柔软空间和弹性空间,为防灾提供了弹性基础。(3)构筑基本生态控制线,多层次通风廊道。这种宜居的生态环境,降低了城市的热岛效应,同时在疫情期间发挥了有效的生态隔离和通风作用。(4)构建了层级完善、全域覆盖的城乡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构建15分钟生活圈,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提供了保障。(5)倡导 “轨道+公交+慢行”。(6)资源化、集约化、减量化、无害化的市政基础设施规划,为城市品质提升、韧性提高提供了基础。

黄亚平院长指出,疫情爆发后,城市规划发挥了重要的应急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救治隔离设施的选址建设;精准、及时地进行疫情地图分析;精细化社区治理,采取“分条件物理隔离+统一信息服务”;注重区域特殊公用设施的共享利用;编制武汉疫后重振规划等。

最后,黄亚平院长展望了武汉重振的规划转型之路。规划建构了“1+5+X”的规划体系,涵盖公共卫生、应急保障、健康城市、社区治理和经济恢复等各个方面。5月20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联合武汉规划部门组织了武汉疫后重振规划线上专家咨询会。规划提出了健康重塑、社区重治、经济重振、智慧重树等重大战略举措,五项专项规划分别为应急系统与防灾减灾专项规划、健康城市空间品质提升规划、完整社区建设专项规划、医疗和公共卫生专项规划、经济复兴与产业重振专项规划。将五个专项规划转变为一系列行动计划、政策标准和建设指引,突出三个重点:谋发展、补短板、抓机遇,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民生保障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二是系统性和专项性的关系,三是战略性和行动行的关系。

黄亚平院长总结道,此次疫后重振规划不是单纯的技术方案,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硬件恢复,而是包括经济、社会、物质、设施、信心等多方面恢复、重振的规划,是技术方案和一系列政策、计划和标准的综合型行动规划。健康城市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成果发布

段进院士在本次论坛上发布了《应急传染病医院的选址、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导则》。他指出,在这次疫情期间,中国各行各业都做出了卓越努力,同样规划和建筑学科在这次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在基础环境建设能力方面是抗疫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段进院士先容了武汉方舱医院建设的经验,而《应急传染病医院的选址、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导则》为保证应急医疗设施建造和运行高效性、安全性奠定技术基础。这一标准的发布希翼能够为国家和国际抗疫提供经验。

联合国人居署规划、财务和经济处处长劳拉·彼得雷拉为大家先容了联合国人居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发布的成果——《将健康纳入城市与区域规划》。这本书的基本理念是把城市规划的目标、工具整合起来,关注空间规划因素,包括土地交通、绿色公共空间,希翼能通过城市规划重塑生活环境,通过健康方面的规划,保护人们免受污染和各种潜在健康风险的影响。这本书将规划和卫生领域的相关人士聚集到一起,积极地跟决策者合作应对危机,帮助决策者更好地做出决策,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书里也提供了一些方法和战略,劳拉·彼得雷拉称之为资源手册,它为使用者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资源,不仅有基本框架、引导方针和实用工具,还辅以具体案例。


三、关于国土空间交通专项规划体系框架与编制要点的思考

交通既是国土空间的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功能的基本构成。在国家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背景下,交通规划作为重要的专项规划之一,对于塑造美丽国土空间、建设美丽宜居城市、引导交通建设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为什么要建构新的交通规划体系?

在国家实施交通强国战略和建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背景下,交通系统和交通规划本身正面临着深刻的变化。

1、交通系统的变化

(1)交通战略的转型。交通强国战略成为引导交通发展的总纲领,交通规划需要顺应响应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2)交通需求的转变。一方面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客观上要求交通系统提供速度更快、时效更短的交通服务;另一方面休闲、健身等弹性出行比重增加,这就要求对交通需求进行重新认知,更加重视交通的场景驱动、空间设计和环境塑造。

(3)交通方式的变革。超高速轨道交通、无人驾驶、“出行即服务”等新的交通工具、交通理念正在逐渐从实验室走向实践,在新的规划时期需要充分预判对国土空间的影响,对可预见交通技术革新产生的空间需求进行预控留白,对不可预见的空间安排允许纠错。

(4)模型技术的发展。交通模型技术迈入传统交通模型+大数据相结合的发展阶段。

2、交通规划的变化

在新背景下,交通规划从“开发导向”向“开发与保护导向”角度转变。从关注城镇空间转向全域覆盖。新背景下,交通规划需要处理好交通规划方案与三条控制线的关系,有效地引导线性交通设施、重大交通枢纽进行规划选址和空间落地。同时需要加强交通规划方案管控规则的制定,以及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建立交通规划数据库,切实提高规划的管控效果和成果的可操作性。

二、交通规划的定位和体系框架是什么?

1、规划定位

交通规划既是交通设施和空间资源的规划,也是对空间使用进行合理组织的规划,应更加突出交通与空间的深度融合,通过编制各层次各类别的交通规划来支撑和实现空间规划的意图。本文提出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交通规划的定位包括五个方面。落实国家发展战略,服务高品质生活要求,塑造美丽国土空间,引导交通高质量发展,助力交通高效能治理。

2、规划体系的技术框架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的背景下,交通专项规划应更加注重编制事权、规划内容、管控方式、实施监督等的责权对应和闭环管理。本文提出交通规划体系技术框架的搭建需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相对应,分层次、分阶段的组织编制工作;二是突出事权职能分工,体现谁组织实施,谁编制规划的原则;三是要体现规划上下传导和横向联动,加强规划之间的协同;四是突出规划的全域覆盖和全要素管控,加强规划编制与规划管理的结合。根据以上原则,与“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相适应,本文提出交通专项规划体系包括综合交通规划、交通分项规划和交通详细规划三类;在规划层级上结合省域省情,交通专项规划分为省、市县两个层级[《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苏发〔2019〕30号)]。

国土空间交通专项规划体系框架

三、市县综合交通规划编制要点有哪些?

1、落实国家战略和省级规划要求,制定交通发展战略

市县综合交通规划应突出响应和落实国家、省制定的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和交通与空间一体发展。遵循交通发展规律,分析未来交通发展态势,明确交通发展战略,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2、分解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目标,建立交通规划指标体系

市县综合交通规划应分解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引导约束要求,支撑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格局,建立上传下达的指标体系。

3、理清规划分区交通供需差别,统筹配置交通设施资源

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基础上,深化交通战略和政策研究,分别制定市县域交通战略分区和中心城区交通政策分区,通过差异化的交通供给策略、交通需求管理策略,引导交通设施资源配置。

4、加强交通与空间融合,建立“网络+走廊+枢纽”的组织模式

发挥交通对城市发展与土地使用的先行引导作用,围绕“多中心、网络化、集约型”城镇空间格局的塑造,加强“网络+走廊+枢纽”交通功能组织体系构建,强化交通体系与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分区的匹配性。

5、协调交通设施与三条控制线的关系,明确管控措施

着重协调交通设施布局与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城镇开发边界线、历史学问保护线等的关系,制定相应管控方法和矛盾处理机制,采取指标管控、清单管控和界线管控等多种方式。

6、基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植入交通分析模型

依托土地调查、人口普查、工业企业用地大数据调查、国土空间现状“一张图”和信息化平台建设,搭建交通数据库,将传统交通模型与大数据分析有机结合,研判未来交通需求。

7、建立规划实施监督管控机制,引导规划落实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规划落实和实施监督体系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交通专项规划内容更要体现规划技术与规划管理的结合,加强对交通建设项目的引导和约束。首先,应理顺规划编制程序。其次,建立审批监管机制。最后,交通专项规划确定的各类交通设施的用地规模、空间边界应一并纳入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平台。


四、县域“多规合一”到空间规划的转向:湖北远安县实践

新时代,县域空间规划成为县域空间治理的重要工具,其实操性技术方法探索和实践分析受到学界及业界的关注。新一轮规划改革从“多规合一”试点实践向空间规划改革探索的演进,表征我国城乡规划理念从问题导向的应激反应向目标导向的规律应用转变,规划编制从局域建设重点开发向全域治理保护优先转型,规划实施从协调机制软性约束向制度设计硬性要求转向。基于此,文章以远安县“多规合一”和空间规划实践为例,对规划理念转变、规划编制转型和规划实施转向进行了实证研究。

1、县域尺度的独特性:空间善治+发展协同

(1)“郡县治,天下安” :从整体看,县域是政治、经济、学问和生态等多维复合地域综合体,县域空间在国家空间治理体系中属于最为基础的单元,“善治”是空间治理的重点和难点。

(2)“城乡统,尺度转”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架构中,县域空间规划既要对上级宏观性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进行细化落实,又要对本行政区域的微观开发保护作出具体安排,成为统筹城乡发展以及实现多尺度转换及其协同发展的关键。

2、试点实践的再思考:“多规合一”VS空间规划

(1)规划理念转向:问题导向VS目标导向。从“多规合一”到空间规划的转向,就是规划导向从问题导向转变为目标导向或规律导向,也是从差异性协调向规律性践行的转变。

(2)规划编制转向:局域建设VS全域治理。从“多规合一”到空间规划的转向就是规划编制从重点开发建设管理向区域保护利用治理的转向,是空间规划管理向空间规划治理的转变。

(3)规划实施转向:协调机制VS制度设计。“多规合一”从编制到实行、实施和监督等多个环节均缺乏相应的法规保障,只能建立较为“软性”的协调机制或平台。反观之,在空间规划的相关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了编制审批、实施监督、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体系等相关内容,相对于“多规合一”的“软性”政策导向,空间规划迈入了“硬性”的制度设计领域。

3、远安县实证研究

(1)远安县概述

远安县位于湖北省中西部,地处鄂西山区向江汉平原过渡的中低山地带。县域内矿产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74%。远安县是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区、全国绿色小康县、省级文明县城和省级园林城,生态条件优良。全县辖6 镇一乡,土地总面积为1740km?。当前,远安县各部门编制了较多规划,远安县现有各规划所制定的目标是“脱节”的。同时,现有各空间规划的数据格式、分类标准等都是不一致的,导致不同规划之间难以直接协调。

(2)县域试点创新与转向

远安县试点缘起于“多规合一”,伴随着国家规划体制改革和规划体系的变革,其重点逐渐从“多规合一”转向空间规划。

①统一规划期限,统合规划关系

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和各地实践经验,此次远安县空间规划确定规划期限至2030年;将2020年作为近中期,进行发展引导及控制。远安县此次“多规合一”工作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2015—2020)》《远安县城乡总体规划(2013—2030)》《远安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宜昌市环境总体规划(2013—2030)》《远安县全域旅游规划》为基础。

②确定规划目标,接口不变、数据可变、联动应变

规划根据从“脱节”到“衔接”的思路,综合多个规划的发展目标,结合现有各类规划管控的核心指标,进行对应接口指标体系的设计,并考虑生态县的特点,创建具有远安县特色、适应山区生态县实际的“多规合一”空间规划目标体系。

远安县“多规合一”规划指标体系分析图

③创建多规衔接技术标准体系和空间规划需求评价标准体系

远安县积极探索县级行政区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各部门专项规划相互衔接的多规统一技术标准体系,为构建统一的空间规划信息平台奠定了技术基础。

④平台同步开发,部门协同工作,确立项目协商机制

一规划平台合一:多规平台与规管平台同步开发,建立“多规合一”基础支撑平台。二规划机制合一:部门协同工作,多规联动调整,空间管制协同。三规划蓝图合一:建立规则、动态更新和差异整合。

⑤调整空间结构,绘制规划新蓝图

一优化空间结构规划。规划确定了远安县“一主两副、两带三区”的县域城镇空间结构。规划构建远安县“中心城区—重点镇—特色镇—中心村—一般村”五个等级。

二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规划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远安县县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进行评价。规划将国家级湿地公园、省级自然保护区纳入生态红线底线区,将市级、县级自然保护区纳入生态红线发展区。

三明确城镇开发边界。规划开展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采用生态优先的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方法,通过初始开发边界划定、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和终极建设用地规模分析,进一步校核、调整开发边界,最终确定城镇开发边界。

四规划综合空间蓝图。深入分析多规的空间管制区划体系特性,创新性地提出覆盖县域的“六分区”空间区划管控体系。其中,规划城镇开发建设区、永久基本农田区和生态保护红线底线区对应于“三条红线”;城镇开发建设预留区、农业缓冲区和生态红线发展区为弹性空间,严格划定“三区三线”,建立起多部门认同、面向多层次的合一“边界”控制线体系。规划结合划定的远安县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线,将建设用地和控制线绘制在一张图上,形成了远安县发展引导和管控的“一张图”。

远安县城镇、生态和农业空间规划图

远安县“多规合一”一张图(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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